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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锐的疑问:中国财富去哪儿了?

  • 发表日期:2018-01-08 22:22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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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(原标题:中国财富去哪儿了?)

    中国财富去哪儿了?

    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,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。在政府控制外汇的时候收敛一下,一旦控制放松就会恢复常态。

    01贫穷社会主义

    改革开放之后,中国社会很快找到了发财致富的有效手段——引入市场机制。在很短的时间里,市场机制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巨量财富。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贫穷国家(或者“贫穷社会主义”),跃升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;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,也从当时人均不到300美元提升到今天的近9000美元,大部分人口拥有包括住房那样的资产。这样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,因此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。

    不过,从总体社会结构上看,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很小,社会底部仍然巨大,也就是说,中国还没有形成“两头小、中间大”的橄榄型社会,即学术界所说的“中产社会”。更重要的是,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需要大量财富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。这也是近年来人们争论中国会不会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原因。

    亚洲那些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,即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“四小龙”(韩国、新加坡、台湾和香港),在经济起飞的30多年时间里,不仅实现了经济奇迹,从贫穷经济体提升为发达经济体(即高收入经济体),还实现了社会奇迹,即培养了占这些经济体70%的庞大中产阶层。相比之下,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近40年,取得了同样的经济奇迹,但社会奇迹并没有出现。

    中产社会没有形成的主要原因,是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,即财富集中在绝少数人手中。因为中国社会人口巨大,这部分“绝少数人”的绝对数量也不少。不难理解,从海外看中国,中国俨然已是一个富裕社会。这种印象当然是虚假的,因为中国社会收入差异巨大。

    日本和“四小龙”的社会奇迹,是由这些经济体的有效收入分配机制所造就的,即这些经济体都实现了公平的经济增长,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,没有出现巨大的收入差异。不过,1990年代以来,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,这些经济体也开始出现很大的收入分配差异。

    02财富去哪了

    直到今天,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处于低收入甚至贫穷状态。近年来进行的“精准扶贫”运动很好说明了这一点。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,曾经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,但今天仍有很大规模的贫穷人口;除了原来没有脱贫的人口之外,新的贫穷人口也在出现。

    在任何社会,中产阶层是财富的“载体”。中产阶层没有壮大,表明财富没有积累起来而流失了。国家财富去了哪里呢?实际上,研究中国财富的去向(或者流向),甚至比研究财富的获得更为重要。创造财富固然重要,但保护财富更为重要。如果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,所创造的财富就会流失。中国的财富流向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量。

    第一,财富向海外流出。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,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。在政府控制外汇的时候收敛一下,一旦控制放松就会恢复常态。无论是对外投资、购置不动产,还是存入外国银行或其他形态,归根究底,财富离开中国而长驻海外。

    第二,财富到处流转和折腾。财富在海内外倒来倒去,换一个名称,内资变外资。很多中国企业一旦做大了,就到海外注册成为海外企业,但实际上海外也没有多少赚钱的机会,就再到中国投资赚钱。这种身份转换尽管可能并没有转换主人,但财富已经不属于中国。

    第三,财富的浪费。财富的浪费是惊人的。很多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到海外投资,但海外并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资环境,造成损失,甚至是完全的失败。这既有国有企业,也有民营企业。其中,国企在海外的亏损尤其引人注目。国企“走出去”有其必要性,但往往低估了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风险,甚至光考虑政治需要,而忽视了经济要素。

    国企在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委内瑞拉、斯里兰卡、缅甸等国的大额投资,往往因为政治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严重亏损。在“一带一路”推动下,国企更是获得了走向国际的巨大“动力”,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,财富浪费会是惊人的。

    国内的国企也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。很多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,尽管有大量的亏损,但没有倒闭。无论用财政还是金融方法来弥补亏损,都是在消耗财富,因为政府的钱不管用什么方式获取,最终还是来自老百姓。

    第四,各种类型的腐败。正如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所揭示的,中国腐败的深度、广度和额度都是史无前例的。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生活,影响财富的创造,更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。就官员来说,因腐败而得来的“财富”是死的,既不敢消费,也不敢存入银行,往往是东藏西藏。

    03财富需要法律保障

    如何理解中国的财富行为呢?这里的因素也很多,但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。

    第一,没有有效的法治保障,财富缺少安全感。尽管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在建设法制和法治方面努力不少,但建立和建设一个完善的法治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再者,即使执政党在理论上一直强调法治,但落实到具体执行时,很多党政官员缺乏法治观念,对财富(财富的拥有者)“乱作为”。

    更为重要的是,近年来,意识导向出现问题,财富更感不安全。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层中产,只要有机会,就拼命往海外跑。李嘉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而且像李嘉诚那样的商人绝非少数。

    第二,缺少社会公平。收入差距过大,社会过于分化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所引入的可以说是原始市场机制,需要政府确立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足,甚至没有到位。在这种情况下,市场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绝少数人,而大部分人没有获得应当得到的财富,少部分人甚至成为牺牲品。

    尽管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,世界各国都是如此,但中国贫穷人口过大,部分人仇富心理很浓,资本和财富对“均贫富”和“劫富济贫”的传统实践产生恐惧心理。

    从1980年代到现在,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运动,也不能说不重视社会政策建设,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公平的情况。只要这种情况继续,社会的激进思想就不会停止。而激进思潮的存在对财富是一种威胁,世界各国都是如此。

    第三,公权力没有限制或不作为。法治不健全就决定了公权力没有限制。在公权力面前,更多的财富也无济于事。尽管改革开放以来,政府总体上“亲商”,但这种“亲商”往往以腐败为前提,即官员和商人的关系表现为“吃了你的、喝了你的、拿了你的,就得为你办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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